相守十二年,男友感染了艾滋

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缓慢淡去,在家居和装修行业工作的袁立重新忙碌起来。已经快夜里七点了,他把车开得如同一尾鱼,在亮着红色尾灯的车河中穿梭着。这是他的第三台车。

袁立鲜有下班这么晚的时候。等信号灯时,手机一震,男朋友老魏发来信息,“晚上我有应酬,你好好吃饭。” 

袁立和老魏在一起十二年,从认识第五天起,就住在了一起,再没有分开。 

吃了三盘肉

2016年中秋节前,躺在这个城市最富盛名的医院血液科病床上,袁立正闭目养神。两天前,在做饭时,他不小心划伤手指,却血流不止。被医生收住院后,一个病房内六个人,除了他,其余五人都确诊为白血病。 

感到有人轻拍了他几下,袁立睁开眼睛,看到是医生,“你出来一下,有事和你说。” 

两人站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拐角处,仿佛不经意遇到般,医生对袁立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虽然你的血小板过低,但不是白血病。” 

袁立松了口气。还没等“那我是什么病”问出口,医生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你感染了艾滋。” 

袁立以为自己会屏息、颤抖、哭泣,但那一瞬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十二年前,袁立跟着老乡一起来这个城市打工,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潮湿闷热的西南山坳,来到四季分明的东北平原,袁立甚至有些回忆不起,十多年前刚来到这里时,身高刚过一米六的自己是如何被人欺负的。因为年纪刚过十七岁、个子太矮,只能跟着老乡在工地做小工。收入被工长老乡压着,说是过年给袁立的父母,受不了顿顿馒头、豆腐白菜的三餐和十几个男人挤在通铺的日子,袁立从工地跑了出来。摆过地摊、卖过袜子,这比在工地被人呵来斥去要开心得多。“开心很重要。”袁立看生活并不复杂,然而容易知足。但在刚被查出艾滋病的几个小时后,面对医生的态度,他还是会不知所措。 

前一天医生还给他开了提高血小板的药物。因为药物含有激素,医生甚至安慰他不要担心变胖。如今却对他说,“你换一个医院吧!你这也不是白血病。我们主要就是治疗白血病的。”袁立觉得不对劲,不敢硬碰硬,只是嘟囔,“可我病了啊!” 

袁立想联系男友老魏,一时间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一位熟悉的同志大哥。大哥平时从事艾滋感染者关爱工作,“老魏不懂这些,叫他来也帮不上忙。”同志大哥赶到后的第一件事是和医院沟通,先帮袁立搞定继续留院治疗。然后告诉他,“艾滋病,好好服药,死不了。”后来,大哥还带着他去看过那些跳广场舞或晨练的感染者们,他们一个个生机勃勃。 

晚上老魏到时,袁立已经放下心来,说饿了。两人出去吃火锅。不知是药物里的激素作用,还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后的疲惫,袁立一个人吃了三盘肉。吃完,他抹了抹嘴,对老魏说,“我得了艾滋病。”说完,他放下了筷子,也没抬头。 

袁立等着这一刀落下来。 

老魏一愣,旋即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短短的几十秒钟,老魏的心里翻了江海,他心里有很多疑问,但最终说出口的却是那句让袁立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没事。卖房子卖车,也给你治。” 

后来两个人才知道,国家有“四免一关怀”政策,根本不需要倾家荡产。 

袁立告诉老魏实情前,也考虑过不说。但知道瞒不过。就像他去学装修时,师傅跟他说的第一句话,“这是良心活儿。”一生这么长,很多事都瞒不过的。 

接下来的日子,袁立一个人去办确诊手续,去领药。他不要老魏陪着。这是他自己的事。 

直到现在,老魏也从没有问过袁立究竟是怎么感染的。袁立也不愿提起这些。两个人相处,到底要留些空间,既然谁也离不开谁,有些伤疤终究是不忍心去碰的。 

两套房子

早上六点,袁立走出家门。他要在半小时内赶到客户家里。老魏在体制内,早九晚五。从事家居和装修行业的袁立,一般在下午两点就结束了工作。回到家里,他会收拾屋子、种花做菜。两人在一起十多年,已经不再强求每天在一起吃饭。 

去年的一天晚上,老魏毫无征兆地问袁立,“咱俩住的这个房子,改你的名字吧!”两人在这间房里,已经住了十一年。袁立看了老魏一眼,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大概五年前的一天,袁立和老魏曾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具体因为什么,袁立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老魏对他大吼,“你给我搬出去!”那是袁立最伤心的一次,比得了艾滋病还要难受。 

“因为这是你的房子,不是我的,所以你随时都可以赶我走!”在此之前,袁立从没想过要自己买一个房子。袁立开始收拾东西,坚持要搬走。老魏后悔了,一个劲儿地道歉。袁立不肯留下,老魏急得哭起来。闹到最后,老魏打电话给两个人的共同朋友。在朋友的劝说下,袁立才放弃搬出去。

自从零八年袁立和老魏在一起后,一直生活在老魏的住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发生关系时,袁立问,“你将来结婚吗?”老魏回答,“我不结婚。”袁立说,“我也不结婚。”几个字的一问一答间,两人的关系拧在了一起。 

在感染艾滋之前,袁立常说,“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在他看来,人只活一次,做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一起七年多,袁立和老魏保有各自的社交圈。两人之间似乎只留有“把房间整理一下”、“碗还没洗呢,记得去洗”、“衣服拿过来,我要洗衣服了”之类关于家务琐事的对话。彼此间的爱情亲情交融混杂,如同一款鸡尾酒,很难说清哪一种情感更多。 

可那次争吵后,袁立咬牙决定买一个房子。“不管是同性恋人还是异性恋人,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保障。” 

2014年的时候,这个城市最偏远地段的房价每平米还不到六千元。那次争吵后,袁立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掏了出来,在距离他和老魏住处至少有二十公里的地点,买了两室一厅。“从装修好到现在,一天都没住过,一直出租。” 

可如今,老魏忽然说要把两个人一直生活的房子改成袁立的名字。“为什么?”袁立问。躺在床上的老魏翻了个身,“不为什么,没钱还贷款了,改你的名字,你替我还吧!” 

袁立粗略算了一下,还有十年,这套房子的贷款就还清了。老魏有公积金,一个月还款才两千出头。“不用更名,我替你还。”袁立说。老魏不肯,坚持要更名。 

更名之后,老魏和袁立各有两套房子。老魏似乎很满意。

床头卡

上下班时间不同,让两个男人的生活少了最初在一起时的亲昵。但袁立是不肯让年近五十的老魏开车的。他宁肯让他打车回家。 

感染艾滋后的第二年,一天老魏开着车,两人一起出门。袁立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低头玩着手机。忽然一声巨响,袁立手中的手机飞了出去,他的头磕在前挡风玻璃上。老魏比他撞得更结实,头破血流,牙也掉了一颗。 

老魏开车容易路怒。那次也是因为前方车辆不按交通规则并线,老魏心里生气,一脚油门踩下去,五十多迈的车速撞上,害得两人都受了伤。老魏显然没有意识到,袁立作为一名艾滋感染者,在就医的时候和他的“待遇”不一样。 “

其实也不怪他,毕竟我每次去取药,都不要他陪我。”袁立话虽这么说,但当他和医生交流完自己的病情,护士来给他包扎,袁立马上发现了护士流露的异样。 

不同的住院患者会根据疾病的不同在床头卡的颜色上加以区分,这些颜色代表着怎样严重程度的疾病,只有医护人员清楚。袁立的床头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换成了HIV感染者才会使用的颜色。 

当护士看到袁立的床头卡时,脸色变了。她手抖得厉害,一连数次都没有止住血。袁立是个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人。他会讲他生气了,但对方并不会因此而产生愧疚或者惧怕。但他还是忍不住地愤怒了——艾滋病感染者就这么可怕吗! 

当时已经服药一年的袁立,体检的结果很好,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CD4指标也达到了免疫系统重建的标准。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病。可是,他依旧让别人产生恐惧。 

更让袁立难过的是,就连医护人员对于艾滋感染者也这样紧张。或许他们平时也很少接触到感染者吧。袁立想起一些病友的“建议”,“能不和医生说,就不要说了。”可袁立做不到。 

老魏忽然哭了

老魏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袁立虽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在一日三餐上的口味和喜好却没有改变。这或许是两人最难相互接受的。索性各吃各的,大家都轻松。 

刚查出感染艾滋时,老魏着实殷勤了几天。买了不少营养品。还张罗着和袁立一起吃饭。老魏变得啰嗦了。“吃药了吗?”“别睡得太晚了。”“你不能吃辣的。”袁立被他弄得很无奈,“你不要管我。” 

那段日子开始,袁立迷上了种花。他每天下班后打理好家里的花花草草,便开始准备下厨犒劳自己。生长在南中国的袁立,一直喜欢吃辣。 

而水系丰沛的南中国,让他从小就常去河里抓鱼改善伙食。如今到了东北,袁立一有时间仍会去钓鱼。刚确诊的时候,袁立去钓鱼的次数多了,这是他与自己对话的时间。老魏要陪他,他都拒绝了。 

袁立是睡眠很好的人。一天晚上,他忽然醒了。发现老魏在阳台上抽烟。袁立心里难受,“他担心我,可也不想让我太有压力。所以他也不说。” 

当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活的波折时,不见得比一个人要轻松。

“人是会变的。”袁立和老魏热恋时,他要一直等待他回家,两人相拥,方能成眠。随着时间的推移,袁立要等老魏到家以便能睡个踏实觉。而现在,袁立自己也能睡得香甜。“不是不爱了,是变成了亲情。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了性爱,但精神上谁也离不开谁。” 

这段日子并不容易。两个人都熬着、磨着,并且都很默契地没有再提过感染HIV的事情。 

直到一天,老魏在家里忽然哭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袁立知道,这件事终于翻篇了。他也知道,老魏虽然没有和自己讨论过,“但一定查看了很多资料,有时候他偶尔会问我一下病毒载量,还挺专业的。” 

一张桌子上吃饭、碗筷混用,一张床上睡觉,一个洗衣机里洗衣服……两个人的生活继续波澜不惊。 

日子久了,老魏偶尔会提醒一下袁立注意肝功肾功。袁立服药快五年,各项指标一直很好。每次老魏都会看看他的体检单。

换了辆新车

去年年中,袁立决定换车了。他的工作比几年前更加繁忙,工作量也大了许多。原来的车已经装不下他每天要带着的工具和材料。 

袁立选车时,和老魏提了一嘴。他一直都选国产车,十万出头,但便宜、抗造、空间大。老魏几乎没有反对过袁立的决定。 “

我有一个工友换车,他老婆不同意,说现在的车也够开。”袁立撇撇嘴,“我们这样的,也没有孩子,留钱给谁?还不都是给自己。不如让自己生活得舒服些。” 

袁立和老魏都不是和现实较劲的人,他们总是顺应着现实去努力生活。袁立从小到大见过太多意外,小时邻居家的孩子被河水冲走、昔日的工友出了安全事故……“该来的都会来。干嘛不好好生活。”对袁立来说,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挣扎,只需要去感受,以及好好生活。 

体制内的老魏应酬多,袁立不会盘问他每天都去了哪里。体制外的袁立下班早,老魏也不会监督他每天都干什么。艾滋虽然如同一个深坑,两人还是从坑底爬了上来。 

生活里唯一的苦恼,不是艾滋,而是经济上要相互分开。“有些事,没办法。既要拎得清,又要拎不清。”袁立很少会把自己的开销和老魏说,老魏也是如此。只是到了大的开销,两个人会互相知会一下,比如买车。 

袁立爱车,不是那种攀比的爱,是每天都会开车的工作生活所需。尤其每年春节前,袁立会开车回到中国南方老家。通常要开三天。 

自从感染艾滋后,袁立开始提前半个月开车回老家,在腊月二十九赶回中国东北。他不愿意乘坐火车或者飞机。“开车多自由啊!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每年的春节,袁立一定和老魏一起过。老魏早已没有了父母。 

曾经很少一起旅行的两个人,那年一起开车回了袁立的老家。那是袁立确证艾滋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快到袁立老家时,老魏提出自己去附近的城市转转。三天后再回合,一起回东北。“他不放心我的。”袁立笑了笑。 

袁立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老魏平时很难请假,那次特意休了年假。在车上两个人大部分时间听着歌、看看风景,偶尔聊聊天,一副老夫老妻的样子。

新车提到家的那天,老魏回来的有些晚。他还是一眼就看出停在自家车位上的新车。上楼时,袁立已经睡了。等到两个人谈及新车,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两人下楼围着新车转了几圈。“车不错。”老魏说。袁立笑笑,“找个时间一起出去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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