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志母亲的故去

那支大的,明显超出了他的手型,两只镯子如同心圆交叠在一起,发出响声,他说,小的是我的,大的是我妈的,她在陪着我。

“我马上把儿子嫁过去”

跟洛洛妈妈的初次见面,是在2013年,我们当地社群小组的一次活动。

到场的几位长者之中,她的模样哪怕微微看上一眼就令人无法忘却,白皙的鹅蛋脸,总是笑出两条月牙。她个头不高,走起路来脚下却有一阵风。

这跟她在街道办的工作有关。每天在不同的小区往复,养成了她大嗓门的习惯,遇到很多事情,开腔的语调高一点就解决了。但她不让人觉得夸张。

儿子洛洛是到场的志愿者里年纪最小的,脸上的轮廓几乎复刻了妈妈的样子,那会他还在念医科,单是实习期就要比一般专业要长,还远未从家里独立出去。

谈到唯一的儿子出柜的情景,她也没有大部分父母面对同性恋孩子时的惨态,几乎是在谈笑间就接受了。谈到这些,她的眉目间全是自信的坦然,她说我就是到社区工作多了嘛,什么人都见过,管你什么恋。

围坐在饭桌上,几个家长的交谈又落到孩子身上。孩子在外,身边总不见得有一个伴。其中一对父母,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眼见孩子在上海买房定居下来后就没了下文,两人急得只要有机会就会催孩子找对象。

话题落到洛洛妈妈身上,她说只要哪个人在市区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加一部车,我马上把儿子嫁过去。

众人哄笑,包括坐在一旁的洛洛,脸也跟着红了一阵。

饭后大家商议拍一张合照,父母坐前排,年轻人在后排,快门一摁,我们当地首个同志父母组织算是成立了下来。

贵州有了开明的同志家长,这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破天荒跟上了同志社群发展的潮流。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在密闭的柜子里关得太久,忽然被打开了一条缝,自然要凑过来大口大口地呼吸。

小组自此在当地社群开展活动,报名时洛洛总是有意无意地问上一句,能带家属不。不知情的人凑上前打听,以为是他新交往的对象。他才笑着说是我妈,脸上也是妈妈的样子。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当很多人都在困扰如何面对家庭时,他的未来已经被母爱照得通明。

那年夏天,小组计划在市郊的一个景区做活动。有机会跟同志父母面对面交流,让当地社群兴奋了一回,吸引来近百人,包了两部大巴车才坐得下。新来者当中除了同志,也包括数个此前素未谋面的同志父母。

名叫小龙的男生,带着他妈妈一道来。小龙妈妈看起来很年轻,三十多岁的眉目,一袭长发,看上去远没有被岁月所侵扰。她是个生意人,生孩子早,二十岁就有了小龙。

大约一年前中学放暑假,小龙没在家,小龙妈妈打扫房间时,在垃圾桶里翻出了他用过的避孕套,她心里一紧,不会是交了女朋友带回家过夜吧?

她随即找到小龙对质,他坚持自己没有交女朋友。小龙虽然没说谎,但还是输在社会经验上,在妈妈的逼问连带引诱下,年轻的他吐露了真相。

听到儿子说自己是同性恋的一刻,小龙妈妈嚎啕大哭。

接下来,小龙妈妈瞒着所有人,偷偷去找当地名医开了调理身体的药,在极其微弱的可能性下,她成功地怀孕了两次,每一次又都以流产告终。第二次流产的时候,医生对着刚被抢救过来的她发出严厉警告,你年纪大了,再怀孕会有生命危险。

同房的病号见此情景都来劝她,你已经过了生育的黄金年龄,又何必再执着添一个孩子。小龙妈妈又哭了一次,她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可就是害怕,怕小龙老了以后无人照料。

听到此,几个年长的同志母亲轮流安慰她,氛围才从紧张的节奏中舒缓过来。

身为母亲,洛洛妈妈理解这样的做法。但她不赞同。明面上父母对孩子的爱里,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是不是包含了别的动机,外人亦不得而知。

“我是同志妈妈”

圈子里了解洛洛的人多了,不乏有追求者出现。

说起最离谱的一次。洛洛妈妈独自在家。听到敲门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捧着红色玫瑰。

男的是在聚会上认识洛洛的,两人没怎么认真接触,甚至都没说彼此喜欢。就单纯认为自己动情了,上门后男子倒也不遮掩,寒暄了几句就表示自己对洛洛有感觉。

儿子不在,当妈的自然是要把一下关,可还没到考察三室一厅那步就先打了退堂鼓,四十多岁,还怎么想?把对方直接撵走似乎不太体面,然而不把话说明白……尤其对方还说了一句,我是真心喜欢洛洛的。

她随即反问,如果这亲事成了,那你是要叫我姐,还是要叫我妈?

闲下来之后,洛洛妈妈有了疑问,说实话,她的确不知道两个男的过日子会跟一对夫妇有什么不同。她于是注册了软件账号,用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她关注的第一个人就是洛洛。

上线后她就把身份摊开了,同志妈妈。很快身边的同志把她当成了可以倾诉的对象。她不会拼音打字,回复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屏幕上一笔笔划出来的。

一年后,社群小组拿到了民非的牌照,从草根组织变成了注册机构,挂靠在当地疾控下面,由疾控出资,在商住楼里有了个固定的办公室,而洛洛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了咨询检测的工作。单纯的检测其实非常简单,拿弹簧针对着手指啪地按一下,采集一微升的血液,随后把血液滴入试剂板,再加入足量的缓冲液,等待十分钟就有了结果。

那年7月份,来了个15岁的男孩子,男生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刚念了一年高中就休学了,一会说要去念大专,一会说要去打电竞。

脚下还有烈日的余温。毕竟太年轻了,面对阳性的结果,说不出自己是困惑还是漠然。检测结果报到疾控那里,医生也不得不关切,按照要求,新发感染者应该尽快得到治疗,问题难就难在,未成年感染者治疗需要监护人签字同意。

一说让通知家里人,男孩开始犯难了,他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开口。难题又抛给了志愿者们,于是疾控的一个女医生跟洛洛妈妈一道领着两个志愿者,去到望城坡(地名)一探究竟。

男孩的家,还是八十年代建的楼房,开放式的走廊,一头连接着另一头,砖红色的外墙裸露着,任凭风雨侵蚀。男孩在二楼的门廊独自迎接众人,他父母不在,平时多是自己一个人住。

志愿者跟他解释治疗的必要性,跟他解释越早治疗对生活的影响越小,身体恢复得也越快。

讲了许久,洛洛妈妈也听懂了,他问男孩你都知道得了这个病要怎么办吧。

男孩说是。

她又问你家人知道你是同性恋吧。

男孩说知道。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跟疾控的医生讲,编一个借口把父母诓过来签字就行。

男孩没反对。

那你还有什么困难?

男孩低头不说话了。

洛洛妈妈问是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是可以解决。

但男孩除了应承,就是耷拉个脑袋,问他家人知道不知道,他又开始不说话了。

男孩最后说,他在等自己十八岁成年以后,自己去做确诊。在场的人一下子没了办法,毕竟那是个人隐私,就算拿药给他,谁又保证会按时服用。

这事后来就没了下文,2016年我去外地工作,跟当地社群的联系便少了,只知道洛洛后来因为机构分家便没有再做志愿者工作了。

“人得学会照顾自己”

我去了外地工作后,跟洛洛见面的次数少了,偶尔只能从他的朋友圈里看到关于妈妈的只言片语。

直到2020年,当各地陆续从疫情封锁中解除时,我才得知了洛洛妈妈去世的消息。不到十个字的讣告,她就那么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我看过那张照片,上面是洛洛的外公、外婆和妈妈。妈妈烫着一头九十年代流行的卷发,在两个长辈面前,还是那个刚刚长大的姑娘,时髦又温柔。家人都已去世,洛洛很自责,他说自己本来学医,却帮不了母亲半分。

2020年的8月26日,他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脑子嗡的一下炸了,给他拨电话,提示无法接通,之后想都没想,我打了110。我赶忙把看到的内容复述了一遍,因为讲得太紧张,接线员好几次安慰我说慢点。

听了陈述,她说好的,这就给你转接到派出所。

又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因为有了一次经验,我的语气已经没那么紧张。中年男人表示须知道具体位置才能施加援助。挂了电话后,我预估着可能联系洛洛的人,原来小组的同事,甚至他的前男友。老天保佑,打到第三通电话时,那头终于传来了洛洛的消息,他在一个湖边被朋友找到了。

2020年12月,我在广州做一个采访,洛洛忽然联系我,他说他在佛山,我说要不我们约顿饭吧。就这样,两个许久没碰面的人在东山口的一家饭店见了面,我记得那天天气格外好。

脱去外套的时候,我们同时露出了手上的银镯子,银饰是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是由母亲传给子女,一代一代,循环往复。他的左手上套着两只,一大一小,交相呼应,

那支大的,明显超出了他的手型,两只镯子如同心圆交叠在一起,发出响声,他说,小的是我的,大的是我妈的,她在陪着我。

他的身型,说话的语调,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有脸颊。他的脸颊已经凹进去了,没有了鹅蛋般的轮廓。他说吃的药从奥氮平换成了劳拉西泮,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看来他这半年来可没少被失眠困扰。

他反问我好些没有,我说比以前好,他说那就行,人得学会照顾自己。

圣诞节晚上,我们约在智同看了一场纪录片,影片的发生地是在贵州,主角一个学画画一个练舞蹈,两人也都是艾滋感染者。

嘻闹的小溪,迷藏的街巷,那些关于老家的记忆又回来了,他盯着屏幕一动不动,我们本并不需要字幕就能看懂对白,普通话夹杂着贵州方言,那种只有在舞阳河流域才有的特殊口音。

放映后他拉着我说,给你说个巧合的事情,其中一个男的,是我前任的炮友。

他又提起另一件巧合的事情,我的一个结了婚的亲戚是gay,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小软件上看到一个用户的头像,跟那个亲戚微信的头像,是同一张照片上截取下来的。

我问他怎么办,要不要告诉不知情的另一半。

他说算了,懒得管,没意思的很。

我们聊到往事,聊到原本的小组为什么会分家,原因总是少不了洛洛妈妈所说,那些男的太弯酸了,疾控的资金来了以后,对于如何使用有了分歧,有人想扩大检测数,有人想拿来做社群发展,争执不下,最后不欢而散。

我妈也说没意思,他说。

出柜本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标志,这无关接受还是认同与否,每一个向洛洛妈妈求询的人,在谈到该不该向家人出柜时,都会得到她的回复。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甚至有的在婚礼举办的前几天还在问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说到这,洛洛摇了摇头,明明有些已经出柜的,经不住家人的“劝说”,又跑去跟女孩子登记结婚,结果对方晓得了又跑来闹。

没得意思,这方面我和我妈看法一样,不行就是不行嘛。

2016年后,母子两人陆续淡出了公益圈子。随后的那几年,正是贵州房价上串最快的几年,眼睁睁的从四千、五千,一路高歌猛进过万元。

我问他,你的三室一厅有着落吗?

他笑了,说哪想这些了,现在有住的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不重要了。

我问他以后做什么,他说随便,做什么都行。

我们计划,元旦节那几天去岗顶的一家川菜馆,毕竟在广州找辣的食物并不容易。

再过几天,到我要约他的时候,他已经回了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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