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超过两万名同志做了艾滋检测

我虽然无法回答人生的难题,但我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一直不太喜欢青岛的冬天,完全没有沿海城市的温柔气质。特别是2013年,我在各个银行奔走,想贷款租一个房子,成立“同志活动中心”。银行的回答很一致,“贷不了”。

直到我从某银行的办事大厅走出来,开心得浑身冒热气,羽绒服都不想穿了,因为明天就可以拿到3.4万元的贷款了,“活动中心”很快就会诞生。

尽管到了第二年,我才明白,其实是被银行“骗”了。这并不是贷款,而是一款保险产品。要在两年内还款6.4万。怪不得之前找了那么多银行,都不肯贷款给我。

我也问过自己,如果当时知道这里会在两年后变成为艾滋感染者人群服务的“基地”,还会让父母做我这笔贷款的担保人吗?

抱团取暖

2013年,我还没用微信。这间距离青岛同志“渔场”海泊河公园只有十几米远的房子,是在网上找到的。出发点特别简单:如果来“渔场”玩的同志手机没电了,可以到这里充充电。

可我的父母一听要做贷款担保人,特别不高兴,“你别的事不干,干这个干嘛?”他们一辈子务农,我说什么也不见得听得懂,于是我回答,“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会赚钱吗?”又怎么可能赚钱!但我真的不想让父母因为我离婚、离家再痛上加痛了。

2009年,我从医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县城工作。母亲着了魔一样,每天趁我还没起床,便跑到床头边抹眼泪边念叨,“你这么大年纪不结婚,让我和你爸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其实我喜欢男生,但那时没胆量,加上读医科大学时连老师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于是硬着头皮结婚了。

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亲热,是妻子提出来的。我虽然抗拒,可在心里劝自己,“试一试,万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个孩子。”

但我失败了。

失败的不仅仅是婚姻。还有接下来父母对我的冷暴力。他们对我不理不睬,在极度苦闷中,我和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县城里乱逛。当朋友们问我为啥离婚时,我忍不住说了实话,“我是同性恋。”

第二天,这几个人居然逼上门来,让我拿出五万元“封口费”,不然就把“秘密”告诉单位、告诉家里。

我没有办法了。想来想去,在害怕与忐忑中,我很快考到离家很远的青岛,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

本以为自己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道,敲诈我的几个人居然半夜来砸我父母家的窗户。母亲问我到底咋回事,我只能撒谎说是借了高利贷。最后靠着大舅拿出的五万块钱才结了这件事。

那时我们家里穷,这五万块钱,再加上结婚借的几万块彩礼钱,母亲只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在烧烤店串羊肉串赚钱还债。甚至连身体不好的父亲都想把家里唯一值钱的金戒指卖掉,但他根本不知道,金戒指其实一点也不值钱。

我得知这些时,忍不住嚎啕大哭。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建一个“同志活动中心”,让和我一样苦闷的同志有个地方抱团取暖。

你要不要测一下

我总觉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种使命。刚来青岛几个月,我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症状。我一下子懵了。

不要以为医生是什么都懂的。医生和很多人一样,并不是对所有学科都了解。就好像平时一般人说到大便会觉得恶心。在当时,要是说艾滋病、梅毒、尖锐湿疣,非性病科的医生和普通人听到大便时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检查,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头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组织志愿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验血。三天后,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一瞬间,我想唱、想跳,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疾控医生的话,“像你一样恐艾的不少。”我读大学时,同性恋已经从精神疾病中剔除了,但老师依旧说同性恋会得艾滋,还有很多传染病。同学们一直在笑。我坐在其中,脸很红,烫的慌。那次之后,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活动中心”看看。或许那个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只是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很显然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这个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大屁股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而这个电视,也是用了两年之后,我才舍得卖掉,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

房子里有半扇拉门。我把这半扇门变成照片墙和留言墙。后来有一位来这里的小伙伴留了一张便利贴,“冬天很冷,这里很温暖。”每次看到这个,我都鼻子一酸。

主任建议我可以给同志作艾滋检测。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觉。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那时,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真心喜欢这里。有的把小霸王游戏机拿来,接在大屁股电视上玩。有人带来麻将、桌游、扑克。我怕来玩的朋友没有水喝,买了当时最好的崂山矿泉水,十五块钱一大桶。最多的时候,房间里挤了六十个人,说话都听不清。因为太火爆,“高档桶装水”只撑了两周。一天一桶,实在喝不起。

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仍让我花了两天收拾了厨房,我把厨房打扫得干净透亮、一丁点油烟味都没有。又花五块钱买来一大块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这就是后来接待过近千人的检测室。虽然空间小,我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自愿咨询检测室)的标签。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同志,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会回宿舍睡觉。自从知道了我这里,下夜班都不睡觉了,从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这里玩。

那天夜里九点多,只剩下我们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做艾滋检测的,要不要做一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当我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五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他不仅发现感染了艾滋,同时还发现了性病。那时的人太单纯,单纯得不了解艾滋病性病的传染途径。又太善良,害怕会伤害别人。所以朋友不愿回宿舍,害怕传染别人,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他的认知中,我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可我也很穷。在青岛只租住在一个20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被子。两人就挤在一个被窝,倚偎着取暖。我们整整挤着睡了三个月。

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不仅在青岛,乃至全国范围内,艾滋检测还不像现在这样为同志群体所熟知。很多人都是在我这里首检。

就算如此,我还是没太多去渔场拉人检测的经验。我比较喜欢聊天的时候,顺口问一下,“我们这里可以做艾滋检测,你要不要测一下?”

一对小夫妻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了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越来越多的艾滋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近百个、近两百个,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体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为,就会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017年春节刚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这对从农村出来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时发生了没有保护措施的商业性行为,春节前出现了艾滋急性期症状。他提心吊胆地上网偷偷查询,越想越怕,更担心传染给妻子。

在丈夫眼中,妻子很能干、会持家,他舍不得离开妻子,又害怕伤害她。犹豫挣扎几天后,他硬着头皮、带着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医院,害怕泄漏个人的隐私,也实在难以启齿,不知道咋告诉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实话。整个过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紧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难过。

为他们采血并当场做了快速检测后,丈夫的两次快检结果均为阳性,妻子为阴性。妻子当场就憨憨地哭起来,眼泪一直往下掉,但人却不出声。她不去擦眼泪,手还挽着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为她是庆幸自己没感染而激动,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该怎么照顾他?他要好好地活着,我还要给他生孩子。”这一下把我也给说哭了。

如今,这位妻子在青岛当地疾控和医院的指导下怀孕产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给我送来了象征喜庆的红皮鸡蛋,说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让我做孩子的干爹。

而来检测的人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找人来一起做这份“事业”。我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从医院辞职,专门从事艾滋检测与服务。

不务正业

其实那几年,我压力挺大的。“艾滋检测”这件事,跟我在医院的本职工作“冲突”越来越大了。

我们医生工作起来没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术台、查房之后,时间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历要写。还要接待病人的咨询。但我在这家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检测”上。

那时,我下了手术、查了房,就溜回来,给同志服务。医院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兼职?开始“监督”我。我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每天别的医生护士们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总是写不完病历,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收收心,别不务正业。”

这样的压力下,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实话,“我自发成立了一个草根组织。”“什么叫草根组织?”“就是公益组织。”“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养老助残你不干,干个艾滋病。”

不怪他们,连我租的“同志活动中心”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

物业第一次找上门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决定去和隔壁大爷说清楚。没想到,大爷只是把门开了一条十公分的缝,不等我开口,客客气气又十分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业说。”说完就关上了门。这可给我气坏了,但又拿他没办法。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艾滋病”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区”。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

从那时候起,我坚定了一定要正规发展的决心。于是,我进行了民政注册。还特意把“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服务登记证的复印件交给物业。物业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你们是个正规单位,不是干传销的。”

物业对我们的态度转变后,一天隔壁大爷家的水管漏了,还挺严重。大爷焦急地从家里出来求助。一出门就遇到了我。换做平时,大爷是一定不会搭理我的,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里修水管。也是从那天起,大爷的态度转变了,“原来你们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一个月后,我从医院辞职了。后来总有人问我,会不会后悔?但我每天都和艾滋感染者接触,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各种各样的普通人。特别在发现自己“中标”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几乎都是“我还能活多久?我要照顾我爸妈,不能走在他们前面。”

太多的人喜欢给艾滋病感染者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殊不知,不少人是一次“意外”就感染的,和道德没有关系。

是虎子哥吗

2017年7月,我正准备吃晚饭。手机铃声响了,是一个青岛本地的陌生号码。“是虎子哥吗?”电话里的声音说不出成熟还是稚嫩。“我是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我怀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说,我真难以想象电话那头的男孩会如此冷静,听不出恐慌也察觉不到难过。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觉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网友邀请邀他去“放松心情”。等进了快捷酒店房门的那一刻,男孩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房间绝对不止来过他一个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横七竖八。

男孩想走,但网友挽留他。男孩经不住劝说,边和网友哭诉高考失利的痛苦,边吸了冰毒,并发生了性关系。男孩唯一能记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轻飘飘的。

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机号。

说心里话,听完他的讲述,我心里已经有点慌了,不愿让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头消毒采样。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

那天,我陪这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我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说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也许很多人“谈艾色变”,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们时不时会温暖我。

我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李大爷。老人退休后生活条件不错,也挺乐观,喜欢年轻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带状疱疹,身上老是痒。一个小伙子对他说,“去楼上做个检测吧!”渔场里的同志都把我这里简称“楼上”。

李大爷检测后,果然是阳性。喜欢旅游、经常参加夕阳红团的李大爷,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挺犹豫的,毕竟老人年纪太大了,还要服药吗?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爷的意见,大爷说他相信我,我让他服药的话,他就服药。

老人当时CD4特别低,我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老人开始服用复方新诺明。没想到两个月后,李大爷坐了半小时公交车,又走路十几分钟,来找我,就为了把剩下的复方新诺明送过来,让我可以免费给其他有需要的人。老人家根本不知道,复方新诺明才十几块钱一瓶,可以吃两个多月!

自己的答案

以前在医院工作,虽然忙,但生龙活虎的,没什么病。开始全职做艾滋检测和服务以后,我长时间坐着,接待咨询、写报告、做记录。硬生生坐出了腰椎病。不过换回了不少艾滋感染者的信任,甚至是生命,我觉得很值。

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后,在经费的支持下,我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从2019年起,我们有意识地对药物滥用人群推广暴露前用药,减少艾滋感染的几率。而大家能听得进我的“喋喋不休”,靠的是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信任。

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从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这件事。甚至发病后不吃不喝,连母亲劝她也听不进去,饿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让女孩的母亲带她来办公室。女孩说什么都不肯。她连门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孩发病。为了让女孩能服上药,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个月后,女孩终于同意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2019年,我换了更大的办公室。海泊河公园周围分布着同志酒吧和浴池,是青岛的同志地标。我舍不得离开,便换到更高楼层、空间也更大的房子。

就在我们还在收拾新办公室时,这一次的隔壁大叔来“串门”了。他看着我们墙上粘贴着的、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照片后,竟然没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我从没觉得自己伟大。

我不过就是这么活着。比如当一个来检测的年轻人问我,“我该结婚吗?”我一愣,于是我把自己这八年多的人生,从结婚、离婚、被敲诈,到贷款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再到不间断地为艾滋感染者提供服务,给他讲了一遍。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了什么。

我虽然无法回答人生的难题,但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019年底,虎子和全体专职人员拍了一张全家福

相关介绍

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成立于2013年10月,2015年在青岛市卫健委、青岛市民政局联合支持下通过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是山东省首家获政府支持、地市级民政部门批准直接登记的艾防类社会服务机构。机构现有市北区中心办公室、黄岛区大学城服务站、胶州服务站等3处综合办公室,目前拥有专职人员8人、兼职5人及志愿者200余人。业务范围包括为受艾滋病影响人群提供健康服务、青年学生防艾宣教及开展应用性研究等。

2013.10 自发成立“青同社区”
2015.01 通过民政部门登记
2015.11 青岛地区高校防艾主题话剧巡演
2015.12 CCTV-1《人口》栏目拍摄录制专题节目
2015.12 受邀参加青岛市首届公益慈善展
2016.05 国家疾控率领全国省市疾控现场调研
2016.07 国家卫健委、民政部、中华预防医学会相关领导现场调研
2016.10 机构派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参加中国海洋大学“红丝带校园行”,与鞠萍姐姐同台演出
2017.11 机构负责人受邀参加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座谈会并与会发言,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见
2018.10 机构承接“基金项目国家级社会组织实习基地”工作任务
2019.10 成都市卫健委、民政局、团市委等一行现场调研
2020.11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鲍达民大使一行参观访问
2020.11 举办青岛市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分管市长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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