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区打工同志的“渔场”生活

2018年,比例的生活蛮自在。他住在城市工业区,白天忙着读博,偶尔在一个劳工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吃完晚饭大概夜里七八点,便出发去“渔场”,在那里呆到深夜十二点。

一次,比例带了好朋友同去。不到十分钟,朋友害怕得想逃,“这里的人怎么这样?大庭广众之下上来摸我?这些地方不应该早就灭绝了!”比例哑然,“这里多好!一个‘大型露天GAY吧’。”

“你怎么会把这些当做博士论文?这里的人都没怎么读过书的!”朋友的语气里透着蔑视、诧异、责问与不解。而那时比例这篇名为《酷儿与世界工厂:中国南方工业区中的农民工男同志》已然动笔。

“鸟洞洞主”

在香港读完硕士的比例有长达两年被看不见的“茧”围困,不知该做什么。他尝试过自媒体、编辑,内心偏想探究底层同志的生活。“很专注地做这件事,需要经费支持,而且要几年稳定的时间。”比例想到申请博士学位,“这样可以得到学校的资源、老师的指导,还有奖学金的保证”。他申请的导师是江绍祺,一位长期从事男同志研究的学者,他的一种研究著作还被改编成电影《叔叔》。

做自媒体时,比例总感觉在重复相同的东西,“好像今天的同志运动主流,非常中产。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无论大学社团活动,还是城市同志社群,都难以看到他们。“但按中国人口比例,这部分群体恰恰是占大多数的。”

然而第一次去渔场并没有那么容易,比例先是在软件上打听,出发后却进了“迷宫”。“明明说就在这里”,走了好多次,找不到。在这个城市,比例和那些打工者一样:人生地不熟,没有人带他。“一般都是老人带新人。那时我到了这附近,看谁都像同性恋。在健身器材上的直男也像同性恋。”直到有人和比例搭讪,这才实现了“姐妹相认”。

“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人不多。”对方指着远处,“这边都是‘鸟洞洞主’,霸占着鸟洞不出来。会为了争夺一个洞,针锋相对。一占就半个小时,蹲完了就出来漱口。厉害的一天十几个都能玩到。”

比例一进那个男厕所,就感觉到了异样:外面站满了人,但没人上厕所。直到比例和“洞主”混熟了,才知道“洞经常被堵住。时不时有清洁工人过来洒水。附近居民知道这里都是同性恋,不让小孩子来上厕所。”洞主也有自己的苦恼,“一旦把隔板换成不锈钢,鸟洞就倒闭了。”

“倒闭”的苦恼对打工同志来说一样存在:公园里开始安装越来越多的监控,小树丛被砍掉,只能去更隐蔽的地方。“好像同志本身的生活,路过时完全不会被注意到。”

这个公园的男厕所旁是“旧渔场”。而人最多往往不是最公开的地方。“新渔场”在一个亭子下,“很偏僻,居民不太会走过去。就被同志占领了。居民看到那么多人,更不会过来。”

几个月后,比例发现“渔场”极具生命力,“只要社群存在,新的空间就会被开发”。只是新空间没地方可坐,“要一直站着聊天,会比较累比较挤。但也更好摸。”

对打工同志来说,这样空间的必备条件有两个:一个聊天的地方和一个摸的地方。“摸的地方越来越少,很容易被搞掉,反倒是聊天的地方不容易被搞掉。”

晚上同志们坐在小路边聊天

考古、娘炮与男友

交友软件上对同志的要求是:长相好看才会被人喜欢、有身材才可以约到人、有钱有好工作才有爱情……到了线下空间,这些条条框框很容易被打破。“这里可以直接看到,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即便爷们的那种更受欢迎一些”。重要的是,大家来这里更多是为了聊天。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没人会问你是不是同志。每天来来往往的,很多陌生人会进入这个空间。和陌生人交流,不会被认为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而是一个练习过很多次、很熟练的事情。”

南方城市中,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渔场”中亦如此。十几岁到六七十岁的都有。“年纪大的可受欢迎了。考古的(即恋老的)特别多。老头往那一站,就会有人去勾搭,去摸胸、摸下面、摸屁股。至于是一是零,在摸的时候并不重要。”

老年人是“渔场”不可或缺的主流。很多精英人士认为“渔场”很乱很脏很低级,会得性病。而在互联网时代前的老年同志眼中,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好像泰国泼水节,男同志要坐飞机过去参加一样”。

比例很喜欢“渔场”的氛围,“感觉回家了。现在社会里,大家都是外来移民。尤其同志不会跟原生家庭生活在一起。”出来打工也意味着有了一个时空发现自己,进而探索各种生活。”

尤其是在“渔场”里,在比例看来,“娘炮”是一种集体赋权。几乎没有打工同志会在打工场所出柜。在996的工厂中性别气质规范相当严格,“男的得像个男的,女的得像个女的”。如果“娘”一点,就会被嘲笑。而在“渔场”,姐姐妹妹叫起来,扭来扭去多开心。“姐姐,你最近找了什么男人?”“妹妹,最近没有开张。”像演小品、说段子。“最能带动气氛的是东北大母零。一说话就很幽默,撕逼很厉害。互相抖机灵、保持幽默感、还要损别人,是一个男同志的必备技能。”

“渔场”里,“母”也是一种自保。如果被不喜欢的人摸了,或者被纠缠,“母”是逃脱的方式:“你连姐妹都不放过吗?”“你什么都吃!”“你要天打雷劈吗?”“你这么小还要来磨逼,小心磨没了。”这是同志不分阶级、不分地区、不分国籍的“通用技能”,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慢慢学会的。特别是在受到欺凌时,学得最多最快。

不过,在“渔场”里找男朋友是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事。“不是不想找,只是他们也知道生活太动荡了,这样的关系并不一定稳定”。刚来大城市的打工同志没有社会资源,“没有在这里读过书,也没有亲人。他们需要一个支持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不仅可以放松,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收入稳定、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们的人。

打工同志口中的“收入稳定”是相对的,“你过的惨一点,他则租了一个房子,有一个工作。两个人都很穷。后者大概也只有三四千的收入,但他会养前者。”

很多打工同志默认这不是一个会走下去的关系,“他们人生中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一直都很跌宕,每年都要换工作、换地方。很少会有人想一辈子。”一直打工的生活不是主流同志想象中那样稳定。“就算两个人有一起打工的选择,但理想化的生活是不打工。”

打工同志带有交换性质的男友关系,可以度过某个艰难时期。“我们觉得性和金钱的交易是被看不起的。我们看不到的大量性产业是为了社会上层人服务,反倒是大量批判的目光是在审视弱势群体。”比例说,“带有交换性质的关系,不光是底层同志独有的。大家可能都想找更有钱的。”

就算有了男朋友,打工同志也会和男友一起来“渔场”。有的是两个人分别和“姐妹”玩,“或者他去那面摸了,他在这面聊天,还有两个人一起去摸”。但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是吃醋的,另一方会被盯得死死的。识相的姐妹相互打趣提醒,“不要去抢别人的老公”,“抢别人的老公可能会被打”。

互助组与姐妹团

入冬后,“渔场”热闹非凡。

与其他“渔场”不同,工业区“渔场”的兴衰和工厂的淡旺季有很大关系。工厂多半是做电子、五金、玩具、服装的,旺季一般是九十月份,“渔场”里人少了很多,一天晚上只有十几个人。十二月开始,一晚上一二百人也是有的。“工厂提前放假,还没到春运,又没事情做。回家太早、呆一个月会很煎熬。”于是大家都来这里。

打工人的忙碌负荷是超乎想象的。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中间一个小时吃饭。不像白领在电脑前的工作,打工人完全是流水线,人要站着,手不停在动。“在办公室上班,总有时间摸摸鱼、找人聊聊天。但工人进入流水线,不能带手机和个人物品,面对的就是生产线和一堆产品,要不停地做,更没时间聊天。”

工厂不光在性别气质上要求打工同志“像个男的”,还要求非常卖力地工作“像个机器”。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大部分打工同志只有两千块底薪,靠加班费才能赚到足够的生活费。而管理通常很暴力,骂人懒、蠢,贬低智力低下。“平时我们用的东西便宜,就是因为这些打工人没有赚到钱,靠出苦力活着。”

“有的是小厂,老板不恐同,别人知道你是同志也没关系。一些大厂,你面对的人特别多,可能会被欺负。尤其是管理工人的小领导,不给安排活儿、找借口骂你,让你干不下去。”比例从打工同志口中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

越是工作压力大、强度大,来到“渔场”越是肆无忌惮。穿女装的同志,会穿着黑丝、短裙,要两三个人一起去吸引目光,好像女明星一样“炸街”。“口嗨”中聊打工经历也很主要,既抱怨“黑工厂”和老板或上级,也会彼此分享行情。包括哪个厂好做,哪个厂在招人。“这里的厂子太多了,招聘说得天花乱坠,被骗进去发现都是坑。”“渔场”里打工同志分享着第一手的信息:哪里轻松、哪里待遇会好一点。“还有自己做劳动中介的,也会来这里介绍工作。特别是招临时工。”

中产同志去夜店等社交场所,很少会谈论自己的工作,他们会单纯释放和玩乐。但在“渔场”里,比例看到了打工同志间的“帮助”。

在同志酒吧,大概只有“喜欢穿西装的,会特别穿了西装勾引男人”。但在“渔场”,不会有人觉得制服性感,“那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厂服、外卖服、顺丰制服、京东制服,对很多中产来说是情趣,对打工人来说,他们真的在送外卖、在快递做分拣。”

在“渔场”交朋友,重要技能是带零食,比如水果、瓜子、矿泉水。“特别是今天有人请你喝水,明天就要请回来。”喝什么都可以,可乐、东鹏特饮、奶茶。关系要好的人之间会主动打趣,“妹妹,我好渴,快请我喝'妇炎洁'。”“妇炎洁”还可以更换为“豆浆”、“逼水”。公园门口就是卖零食的。“一般五块钱一包瓜子,买两包。大家都不会买太多,玩累了可以去吃烧烤。大家AA。”

在“渔场”里,再好的朋友也不会问对方来自哪里。身材、长相、微信昵称都会成为“姐妹代号”:口交妹、舔脚妹、漏屎婆、四川婆、东北婆、妩媚娘、狐狸精……比例因为留胡子,被叫“大胡妹”。

“渔场”里撕逼变成动手也是常有的。有时因为口角,有时因为男人。这时就需要“大姐头”出面了。“大姐头”通常是在“渔场”混得比较久、认识的人比较多的角色。“有点像孩子王,会张罗‘姐妹’一起闲逛,去摸男人”。还约着逛超市,“超市晚上七八点以后打折,可以买鸡腿或者炒米粉炒饭回公园吃。”关系再好一些,会被邀请去“姐妹聚会”。比例在第三个月时加入了姐妹团,“大姐头”对他讲,“明天到我们家吃火锅。”

第二天下午,比例和“姐妹”一起买菜、买水果、买饮料,准备火锅。 出租屋是更加亲密的聚会场所。这意味着有了一群更加亲密的朋友,白天也可以约出去逛一逛。打工同志都住在城中村,房间的光线很差,楼很近,有时空调都没有。“没有空调,就约不到男人。”有人打趣。“啊呀,那我可以去男人家啊!”“电费很贵呀!”“这个房东很黑呀!”大家七嘴八舌。其实打工同志愿意吃点苦,也习惯吃苦。“很多厂本身也没有空调,只有大电扇。没有空调对打工同志来说是一种日常。”

关系亲密的“姐妹”之间会相互关照。比如下班后整个人都很累,在“渔场”会有人关心,“姐姐辛苦了,姐姐过的怎么样?姐姐喝点水。”有时候整月没来,大家会说“这个逼进厂了”,或者那个逼去哪里了。也有姐妹会互相提醒“你要带套啊!”“一定要小心啊!”许多人因此第一次知道了如何预防艾滋病,以及去哪里做检测。

进入夏季后,雨天增多。一些“姐妹”去不了“渔场”,就会在微信上发黄图、聊骚。“大姐头”会组织去村里(城中村)打麻将。打麻将是“姐妹”常见的娱乐,地点除了“村里”,“会所”是另一种选择。

家庭会所

比例是在微信群的广告里得知“家庭会所”的。“会所”在很多城市大量存在,主要集中在工业区或市郊。“相当隐秘,装修也简单,里面有大通铺、几把椅子或者沙发,再放几张麻将桌。条件更好一点的还有家庭KTV。”

比例第一次去会所,到了广告上标明的地点,再打电话联系对方,有人下来接过去。这样的操作,让比例有点紧张。进入会所后,他才放松下来:会所相当于同志浴池的“精简版”,“比同志浴室成本更低,只需要租一个房子,不要开澡堂子。”

会所的门票一般二十块到三十块,里面可以过夜。会所同样面临被清理,所以经常关闭,再另外换地方。想要知道新地点,大部分是靠社群里的信息流通。而异性恋想要找一个休闲娱乐会所,会比同性恋容易得多。

来会所打麻将一般免票。如果来玩则要交门票。来玩的话,一般分上半场下半场,各收一次钱。下半场主要是过夜的。会所里还有常住的打工同志,“他们在这里主要是过度。城中村一天要十五块钱,没有空调,还是上下铺。在会所包月的话,五百块钱,不仅有空调,还可以很开心,每天都有男人,周围都是自己人。”很多会所提供常住优惠,一个星期两百块,一个月五百块。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在一个有锁头的柜子里,让人感觉很安全。

和“渔场”相比,会所更安全舒适,可以躺在床铺上聊几个小时,还可以打麻将、逛逛“小黑屋”。而“会所”和“渔场”像打工同志在工业区“开辟”出来的岛屿,“几乎整个外面都是属于异性恋的世界”。想要生活下去,就要融入外面的世界。而在“岛”上,每个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连日复一日游荡其中的比例,都迫不及待地每一天“回岛休憩”。

从2018年到2019年,比例和主流以外的打工同志“玩”在一起,“我没有那么焦虑了。不会去想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收入。和一群被社会‘排斥’的打工同志交流,发现快乐特别简单,不需要特别外在的东西,和朋友在一起就足够了。”

“同志的孤独是在都市里永远一个人,只能靠自己、靠原生家庭。好像认识很多人,却没有那么多联系。”反倒是打工同志通过“渔场”和很多人建立网络,无意中实践了一种现代同志集体生活,可以让人互相照应着一起过下去。

“他们在城市永远买不起房子,永远漂泊,但他们发现了很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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