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公开从事同性恋研究的老师,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从2006年回国算起,同性恋研究这条路,魏伟已坚持了15年。

魏伟从不隐瞒自己的性少数身份,从不为了课题、职称而改变自己的研究兴趣,甚至不会费力做策略性的掩饰。他是大学老师中的的异类。

15年来,他以一种非对抗性的方式,让中国同志研究持续地在场、可见。

01.「我们的世界」:以局内人的身份研究同性恋

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魏伟提到,他们这一代人都深受李银河『他们的世界』的影响,但标题中的「他们」二字仍然带有他者化的色彩,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同性恋。而他希望写一本「『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的最大不同是,他从不试图掩盖自己的同志身份。

这本书就是由他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

资料图

谈及为什么会走上学术道路,魏伟坦言「非常偶然」。1991年,魏伟考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他说「我在北大其实是个学渣」。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社会学的发展仍处于草创时期,魏伟对淡蓝说,「我们所谓的社会学课程连教科书都没有,很多老师也是半路出家,对于我这种悟性不高、对学术本身没有兴趣的人,实在是没有多少吸引力。我当时大学毕业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工作、赶紧养活自己。我那时其实没有读博士的兴趣。」

本科毕业后,魏伟做了四年公务员,负责出版物监管的工作。他笑称,「包括李银河老师当时出的书,也曾由我经手……那时候我绝对想不到十多年后自己的书也将经历同样的过程。」

很快,魏伟意识到这项工作「好像也不是特别有意思」。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了托福、GRE,发现分数不高不低、但也够用,请教了同学文书写什么议题比较好写,就这样提交了美国博士项目的申请。凭着北大本科毕业的背景,「学渣」竟然也拿到了三个学校的奖学金OFFER,他最后位于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毕竟是大城市嘛」。

魏伟说,「我读博就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当我拿到签证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就紧张了,『我这种情况去美国怎么混啊?啥都不知道,我到底去干嘛?』」

但到了美国之后,魏伟对于社会学的热情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被迅速地激发出来。在芝加哥,同性恋已经是一个高度可见的议题。魏伟的老师里就有不少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同学们在课堂上可以公开地讨论相关议题。魏伟的住处旁就是密歇根湖畔的同志海滩,他还在当地的同志图书馆做志愿者,参加各种同志活动。

这种公开程度对魏伟而言是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尽管在北大,信息渠道依然十分有限。魏伟能够接触到的,只有香港警匪片里任达华饰演的娘娘腔变态杀手、厕所门上的同志交友涂鸦,以及在图书馆里偷偷读完的『孽子』。

魏伟说,「如果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就有性别研究的课程,能接触到LGBT研究的话,我应该就不会那么学渣了。在那个时候,我发现社会学不能解决我的困惑,它不能帮助我去应对生命中最主要的、最让我纠结的问题。」

「如果那时候的课堂、那时候的老师,能够让同性恋成为一个可见的、可以被讨论的议题,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也许会有些不同。」

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驱使着魏伟进入同性恋研究的领域。尽管如此,在当时,选择同性恋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博士论文是定义一个学者的东西,」魏伟对淡蓝说,「我的导师也是GAY MAN,但他说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就不敢做性与性别研究,因为如果这么做了,他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劝我考虑清楚这背后的风险。」

父母也同样担心这个研究方向会阻碍他的职业生涯,「爸妈也上过大学,他们很关心我的学业,询问我做什么研究。我就是要做博士论文才跟他们出柜的。他们的意见也是『做什么研究不好,你非要做这个?』」

但魏伟那时就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同性恋社群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和公开。

2004年,魏伟看到新华社关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报道,他既震惊又好奇,「同性恋已经有组织了,还可以上新华社的报道!」

他年底就来到成都踩点,并惊奇地发现,「这些同志过的都是比较大方、自信的生活,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于是,他决定将成都的同志社群作为博士论文的田野地点。

而彼时,关于中国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只有一本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

魏伟说,「回过头来想,今天的我如果说有点成就的话,其实是我15年前已经预判到了,我要写的这个书,哪怕写得不太好,但它一定是第一本。这点就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

02.在中国做同志研究:「我要不断地去撬动结构」

毕业后回国工作,是魏伟做的又一个重要而正确的决定。

博士还没毕业时,他就一心想要回国。「西方国家不是同志天堂,他们对同志更友好,但是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种族主义,在同性恋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甚至是超过异性恋社会的。」魏伟对淡蓝说,「自从我在成都做完田野之后,我就盼着把毕业论文写完、赶紧回国,多一天都不想呆了。」

「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同志——至于是不是特别骄傲的同志,我不太好说——这么说也OK吧。反正我就觉得我要回国。」

在2006年博士毕业后,「既没有发表,也没有师门可以依靠」的魏伟凭借着「留美海归」的头衔顺利入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那时从美国回来的海归非常少,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刚好上海大学要招人,当时就已经开始『查三代』了。第一代最重要,我北大毕业的,不会差到哪去;尽管洛约拉顶多算一个二流学校,却也让我得到了进一步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就回来了。」

在上海大学的两年,是魏伟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站。这两年适逢上大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期刊『社会』改版,一个颇具雄心的编委会旨在提升期刊的学术规范性,期刊影响力刚开始起飞。

魏伟说,「平心而论,我博士研究或许水平不算太高,但是规范性还是可以的,毕竟是成体系训练出来的、上了20门课,比国内那个年代的很多研究更加规范」。

就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魏伟于2007年在『社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魏伟又在『社会』上陆续发表了两篇论文,有人将它们称为「同性恋研究三部曲」,分别探讨了同志的身份认同、消费空间和亲密关系,极大提高了中国同性恋研究的可见度。

这些发表给魏伟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上大的两年期满后,魏伟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任职,开始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更紧密的结合。

「华东师大的学术环境给我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师范类大学的性质更加符合魏伟做性别研究的初衷,推动性别环境的改变「要从教育开始,要影响那些未来的教师、校长和教育管理者」。

由于坚持做同志研究,魏伟也因此面临更大的压力。尽管如此,「我基本上不进行自我审查」,魏伟说,「我只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我不会为了迎合谁而去改变或牺牲我的兴趣。」

「因为我没有行政上的追求,所以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会积极配合。过去15年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国内发表空间受限,魏伟将重心转向英文发表。申请不到课题,魏伟就借助社群支持开展小规模的质性研究。近年来,他也积极地提交「同志生育研究」的课题申请,「我就要不断地去撬动这个结构,至于成不成我不管,我就要去尝试。」

备受好评的课程质量也给了魏伟更多的底气。由于选课学生多、教评好,魏伟的两门课程『酷儿研究:历史、媒体和社会』『性、社会和健康』先后入选华东师范大学的通识核心课程,个人也因出色的教学而多次获奖。

他说,「我要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厚爱。今天的大学也需要更多具有个性的老师,有这些东西在,大学也会给我更多的空间。年轻人的热情,学校也是会考虑的」。

回国的时机、初期的发表积累和日渐多元的高校评价体系,这些都使魏伟得以享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能够长期坚持且公开地做性别研究,并且在社群方面有更多的参与和发声。这在如今高度竞争化的「非升即走」的学术语境下,早已无法复制。

魏伟对淡蓝说,「回国这15年,相比于我获得的机会和空间,遇到的困扰都是临时的、次要的。在今天中国的大学里,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把科研、教学和个人生活交融在一起,我觉得我是非常奢侈的。」

03.让同志议题走向公开?抑或走向主流?

在2018年发表于『同性恋杂志(Journal of Homosexuality)』的一篇文章中,魏伟将他在中国开展同性恋研究和教学的经历阐释为一个「正常化工程(The Normalization Project)」。

这项工程包含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将主流议题酷儿化(queering the mainstream)」,魏伟的著作『酷读中国社会』即是如此,运用酷儿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城市空间、社会政策和流行文化等主流议题,旨在挑战传统社会的异性恋预设。

而魏伟如今更加关注的同志家庭和生育研究,更接近第二个策略,「将酷儿议题主流化(mainstreaming the queer)」,换言之,将性少数议题与主流议题进行结合和对话。

魏伟说,「我最近两三年申请课题非常积极,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生育问题成为政府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同志生育作为一个另类的方案就可以提出来了。这样就把同志研究与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结合在了一起。同志研究不能自娱自乐。一项研究好不好,学术有学术的说法,但是和国计民生有什么样的结合也很重要。」

「将同志议题公开化」,这是魏伟将近二十年来持续不变的核心关照和研究主轴,「我不太希望同志研究变成一个自说自话的东西,一定要和主流议题产生勾连,这不仅是增加发表的机会,而且也会带来智识上的洞察。」

性少数群体的生命经验,能够跳出性少数自身,给社会大众以启发。

「比如说同志养老。养老是个很重要、很紧迫的议题。但现在异性恋家庭养老的方案有点靠不住了,包括支撑这一方案的传统孝道在当今社会中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摸索另类的方案。同志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作为?比方说我们对亲缘关系、对什么是『家人』有全新的思考,在政策方面对这种多样性的连接能够提供怎样的支持。」

至少从目前来看,魏伟的「正常化工程」是颇具成效的。他的「同性伴侣家庭研究」在2015年拿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立项,他在去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同性育儿家庭中的隔代照料』也备受关注。「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受媒体关注的文章,」魏伟说,「这也是我把家庭多样性带到了公众面前。」

但与此同时,将同志议题主流化的风险在于,它可能会固化和加剧同志群体内部的不平等。能够被公众看见和接纳的,往往是具备一定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拥有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恋观念的同性恋,换言之,生活在一线城市的阳光中产GAY。

这种研究视野首先源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经验。

魏伟对淡蓝说,「我当年做同志研究,其实也是我自己对于社群的找寻、去肯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现在做『同志家庭』,包括我接下来要申请的课题『同志养老』,都跟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有关系。那我最后的一个问题肯定是:在老龄化社会中,同志如何面对死亡?生命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热情和执着的来源,能够提供更加持久的commitment(投入)。」

魏伟也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局限,「更多地还是在舒适区中做研究」。

他会时常提醒自己和他的学生要对研究的公共性保持反思,「我并不否认,我关注的议题在同志研究中是相对比较主流的,更多是基于城市的、中产阶级的经验。同志研究所具有的公共性,经常带有深刻的个人印记。一方面,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具有突出的局限性。」

但反思不应止步于批判,还需要付诸实践。

魏伟曾在公开演讲中遭受观众的质疑,指责他的研究是「男同中心主义」,只见男同志、而没有女同志,男同性恋(gay men)一次次地代表了LGBT。魏伟接受这些批判,但同时也说「这个研究等着你去做」。

「我自己的局限,我承认。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只会批判。光批判是没有价值的,你做出来给我看。你做出来了,我也会非常地钦佩和赞赏。」

公开化抑或主流化,对酷儿群体而言,由此成为了一种可见性的悖论。

实际上,酷儿(queer)原意即为「奇怪的」,起初是用来贬损性少数人群的蔑称,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被挪用成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认同。酷儿理论最早在中国也被翻译为「怪异理论」,它与主流本就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然而,魏伟认为,「现在很多的酷儿批判也是空中楼阁,脱离于物质生活。我对酷儿的理解,不同于传统上强调『边缘的边缘』,而是寻求基于不同边缘经历的共识(common ground)。」

「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高度分层的社会中,没有人是真正的主流,每个人都有TA边缘的一面,每个人都有QUEER的一面,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寻找共识,看它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连接,而不是在一个对抗性(confrontational)的角度上去理解它。」

对于中国同志议题在未来的发展,魏伟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现阶段,一个更加自信的、崛起中的中国,也希望在同志议题上有自己的声音和作为。那么,在这样一个转型中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自信,同志议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从一个抽象的理论推演来说,一个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同志人群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00.最后

作为性别研究学者,魏伟没有止于学术上的批判,而是总能在现实中看到希望和机会。

对话到最后,笔者半开玩笑地说「你是个非常正能量的学者」。

魏伟也笑了,说「所以才能走到今天」。

「如果我们不谈希望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