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越南文化不像西方文化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概念化并纳入社会教育,越南作为父系社会,生理男性若有非传统社会框架之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都被视为男同性恋;变性和性倒错则被视为同性恋的极端形式。女同志和女同性恋者若有符合相夫教子和养育家庭的社会框架,便较不会因此而引起争议。

鉴于这些文化偏见,「đồng tính」(直译为“同性”或同性恋)一词被普遍使用,代表越南的LGBT族群。这与西方国家使用「gay」一词来指代整个LGBT族群相似。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在越南的历史上也可以读到同性恋行为和变性者相关的文献。

【14世纪到19世纪】

历史学家从一些史前时期的越南文物可了解,性被视为有益健康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上古时候的节庆会鼓励进行性探索和性活动(甚至探索青年时期的同性恋),以促进生育和繁衍。直到佛教和儒家的传入,「性」才开始成为禁忌,即便如此,对性和女性道德的严厉标准也只先存在在官场和上流社会中。

在越南文化中,乔装扮演异性的做法很普遍。而历史上,男性乔装并模仿女性举止较为引人注目,因此通常会被记录下来。在乡下,扮成女人的男人通常被称为巫医,在南部称为「bóng cái」,北部称为「đồng cô」。由于他们的性行为模棱两可,据说具有与神灵交流的能力。

越南的第一笔变性记录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大越史记全书》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其中提到一名在义安省的妇女转变成为男人。还有王室成员安旺团(An Vương Tuân)的例子,史记中记载:他聪明、知识渊博、身体强壮、但固执又喜欢穿女人的衣服。

越南同性恋关系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洪德法典》中,1476年黎圣宗 (Lê Thánh Tông)判定且确立了两名女同性恋的关系。案件简述:有两名妇女同居,其中一名已婚且怀孕,另一名是单身。

据说这两名妇女发生性行为,导致未婚妇女怀孕。未婚妇女被指控与男子通奸,是犯罪行为,但后来法律裁定,怀孕可能是由于两名妇女性行为时将已婚妇女丈夫的精子转移而引起的。因此,未婚妇女最终被裁定为无辜。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件并没有批评两名妇女的同性恋关系,也没有将其视为犯罪。

越南阮朝第12任皇帝-启定帝 (Khải Định,1885–1933)有12名妻子,因喜爱男人而闻名,据说他的独子兼王位继任者Vĩnh Thụy是被收养的。启定帝也经常因其喜爱穿戴女人的衣着饰品而受到批评。尽管历史上可能将同性恋身份描述为不自然或邪恶的,但从未将其定为犯罪。

19世纪法国殖民者认为现代越南南部的同性恋文化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因当时禁止女性担任舞台演员,所以女性的角色则由年轻男孩扮演。军医雅各布斯十世 (Jacobus X) 在越南南部的中国剧院看戏时说:「他们完美地模仿了中国女人的举止、走路和声音,很难分辨得出来他们是否为男人,他们甚至比女人更女人….。」

讽刺的是,越南人一直认为同性恋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在当时欧洲男子与年龄在15-25岁之间的年轻的越南和中国男孩从事性行为被认为是很普遍的。

【20世纪】

20世纪越南逐渐现代化,城市中心的蓬勃发展为LGBT社群提供了较多的聚会场所,因此在社会上变得更加显著。

越战期间(1945-1975年),南方的同性恋活动遭到打压和谴责,但根据1967年《Saigon After Dark》和1975年《Transsexualism in Vietnam》纪载,南越的同志族群仍在西贡市中心的一家豪华餐厅定期举行活动,在当时提供给男同志的场所比女同志的还多。

《Saigon After Dark》中也描述社会普遍较容忍女同性恋关系和婚姻。在越南同志关系中,性别角色不是由何者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来定义,而是由资历来定义的。 (这反映出越南文化普遍尊重,和对年龄、资历的尊重)

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重建运动强调男女平等,但政府透过「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利益大于私人情感」的理念来压制性行为。婚前关系和婚外情被视为非法和不道德;性教育完全不存在,并且以保护家庭名誉为由,严格监视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

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性恋和变性者也不被视为犯罪。实际上,由于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涉及同性恋和变性人身份,因此在处理LGBT相关案件时,地方政府官员时常产生很多混乱和主观解释。

在越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通常会发现变性者多出现在南部省份的娱乐团体,其中以变性成女性者居多。北部则不那么明显,她们大多出现在宗教仪式和丧葬场合。

1990年,胡志明市通报了第一起爱滋病案例。在1992-2005年期间,案件数从11起激增至104,111起,因此越南政府锁定一高风险族群:年轻的男性吸毒者。这种关注导致其他弱势族群被忽视,例如男同志社群,由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被歧视已经使他们过着隐蔽的生活,政府的忽视从而加剧了男同志面对HIV的脆弱性,因为他们可能难以取得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

越南一家国营媒体在2002年报导同性恋为「社会罪恶」,与赌博、卖淫和毒品相提并论,并呼吁逮捕同性恋,这报导使LGBT社群生存情况更加恶化。

直到2006年,国会才将同性恋者列为爱滋病高危险群和预防优先对象。 (2006-2010年,河内地区男同志HIV感染率从9.4%提升至高达20%)

爱滋病的流行对LGBT社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由于男同志和变性者被列为高风险族群,因此整个LGBT社群与爱滋病联想在一起,受到了污名化。另一方面,爱滋病毒为越南的LGBT社群带来了国外的治疗和预防援助。

当时的同志社群主要是透过共同对抗爱滋病而凝聚在一起,除了对抗病毒也同时彼此交流其他政治议题。现有针对男同志和变性者之民间社会组织(CSO) 也主要是基于爱滋病计划建立的。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其他议题可以超越爱滋病预防,以促进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SOGI) 的对话。

过去,由于同性恋话题很隐讳,同性婚礼通常是私下举行。而在1990年代后期同性婚礼挑战了越南的法律真空。 1997年,胡志明举行了第一场同志公共婚礼,尽管居民抗议,但该两名男子在胡志明市的一家大饭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1998年,政府首次介入同性婚姻。根据越南司法部的命令,在湄公河三角洲的荣隆省,两名新婚妇女的婚姻无效化。

2013年10月23日,两对同志伴侣在越南举行婚礼,多名民众也在场见证。

【21世纪】

法律上,在2000年版的《婚姻与家庭法》中首次提到同性关系,当时明文禁止同性结婚(第10条第5款)。 2002年,官方媒体将同性恋与赌博、卖淫和贩毒相提并论为「社会罪恶」,且呼吁逮捕同性恋伴侣。随后政府相继颁布议定书,使同性领养、代孕,以及在国外结婚和与同性外国人结婚皆视为违法。公安便根据这些法令突袭了许多LGBT友好场所,将LGBT社群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但是,十年后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司法部长何雄强 (Hà Hùng Cường)于2012年公开宣称不赞成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并提起同性婚姻这一具争议性的话题,因此有关同性恋和越南LGBT社群的意识和公众讨论突然遽增。他还承认2000年版的《婚姻与家庭法》缺乏机制来解决同性伴侣同居和婚姻议题,这是政府官员首次以非歧视性口吻公开谈论LGBT社群。

几个月后,卫生部副部长也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者与所有人一样享有生活、享用美食、享受余音绕梁、享受爱与被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公民角度来看,他们一样有权工作、学习、接受医服务、登记出生、死亡、结婚……等,并有权向国家和社会履行义务」。

2012年12月,应越南司法部的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在越南举办了论坛,分享同性婚姻议题在国际上的经验。且在接下来的2014年版《婚姻与家庭法》修订,UNDP Vietnam也与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和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密切合作,站在平等的原则,向法律草案提供意见。

为了与联合国国际立场保持一致,越南持续支持LGBT权利。 2012年8月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越南首次公开举办「Viet Pride」,展现了LGBT社群的团结。在2013年「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期间,联合国发表声明,祝贺越南在实践同性恋平等时所取得的进展。

2012年7月,越南政府开始就是否允许同性婚姻进行各方磋商。 2013年司法部提交《婚姻与家庭法》草案,内容提到放宽同性伴侣权利并允许同性婚礼,国会于2014年6月19日通过,法案于2015年1月生效。

2014年版《婚姻与家庭法》是同性婚姻很重要的垫脚石,但是法律上仍有一个重大缺陷。尽管政府允许同性婚礼,但根据第8条第2款,同性伴侣仍不受法律的承认或保护。尽管越南废除了禁止同性婚姻的规定,但作用非常有限,如果国家不承认,则婚姻后的个人和财产权等问题将不会受到法律保护。

法律之外,实践实质平等的道路并不容易,越南的LGBT社群成员经常会面临来自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歧视,在学校和医院也时常受到社会异样的眼光。即便面临许多挑战,多年来,越南的LGBT社群变得越来越壮大,有许多民间组织致力于倡导LGBT社群的权利。

著名的组织有:经济与环境研究所(iSEE)(创立于2007年)、卫生与人口创新计划中心(CCIHP)(创立于1999年)、性别家庭妇女和青少年研究与应用科学中心(CSAGA)(创立于2001年)。且随着2008年Information Connecting and Sharing (ICS) 的建立,第一个致力于LGBT人权的组织,使得LGBT运动开始摆脱传统的爱滋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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