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志伴侣的公屋与遗嘱之路

▲Nick在出租房中抱着大白 端
文|第四分队长

婚后第五年,尽管面临以“平方尺”和“千万”计的香港房价,能有朝一日跟爱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仍是Nick为未来生活信心的动力来源。

五年前,Nick跟伴侣在英国登记结婚,这五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打工人。香港逼仄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是一个严苛的考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构思其买房计划。Nick的家庭属于工薪阶层,并不能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他说:“我们每个月要付一万多港元的房租,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除去其它的必要开销,每个月能存下来的钱很少很少。

即便租房,他们也不得不面临揪心的事情,小心翼翼地对周围人掩饰他们的关系,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这是很多香港同志伴侣的真实生活,2018年的时候,一对女同伴侣合租了一间房间,但在入住当天就遭到房东的歧视和辱骂,房东看到她们的外表就猜出了她们的关系,气得叫她们俩滚出去。这件事在同志群体内部和社会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

为了房子,Nick动了申请公屋的念头。公屋是香港的廉租房,主要供给低收入家庭,根据房委会的政策,只有已婚或有子女的家庭才能申请公屋或居屋。当他拿着结婚证向房委会提出申请,而对方告知他,同性伴侣即便结婚也被视为单身人士,无法作为一个家庭单位申请。

在香港,同志圈流传着“生不能同住,死不能合葬”的说法。在2014年,一名香港男同志因男友去世后被拒绝继承其公屋单位而提出司法复核,但最终被法院驳回。2020年,一名香港女同志因为妻子去世后被拒绝将其骨灰安放在公墓而提出司法复核,但最终也被法院驳回。同年,名为《生不能同住》的舞台剧在香港上演,内容探讨了同志在住房、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和困境。

2018年,Nick在同志社群的帮助下决定尝试一次,他和伴侣一起向法院提出诉讼,他们认为房委会侵犯了他们的平等权利。他们坚信,无论性别、性取向还是婚姻状况,每个香港市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住房权利,因此要求房委会承认同性婚姻可以与异性婚姻一致,以家庭名义申请公屋。

案件一审在2019年开庭,随即引发了社会对同志群体的讨论。香港作为华人社会,同时又是第一个被迫与西方交流的地区,同性恋往往被视为不被接受的群体,常常遭遇歧视和社会排斥。直到1981年,香港才废除了刑法中关于男同性恋的非法性行为的法律规定。

在法庭上,被告房委会辩称,公屋政策有两个合法目的:一是确保公平合理地分配短缺的公屋资源;二是整体上支持现有的传统异性家庭及其制度。因此房委会认为,他们的政策是为了保障异性恋夫妇的利益和家庭稳定,因而这一政策是出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分配的需要,而不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同时,公屋资源的短缺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评估相称性时应采用较低的标准。

法庭辩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是否允许同性恋者共同申请公屋会导致资源不足,从而损害了异性恋夫妇的权益,因为这涉及到平等权和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权衡。Nick不知道法官会怎么判,他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条路不会容易,有可能会失败,也有可能会成功。他说:“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和他一样的人。”

2020年,法院一审判决Nick胜诉,法官认为,房委会的政策确实构成了以性倾向为依据的差别对待,这侵犯了《基本法》所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房委会不服判决,进一步选择上诉。同期发生的另一个案件,也是Nick所说:和他一样的人。

香港人吴翰林 (Edgar Ng) 与伴侣李亦豪 (Henry Li) 2017 年在伦敦登记结婚,之后他们回到香港生活,吴翰林幸运地获得公屋购买的资格,在两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后,吴翰林想给对方一个保障,即把业主一览写上两人的名字,但由于香港的法律不认可同性婚姻,其伴侣不能视作“配偶”而无法成为共同业主。并且如果业主未立遗嘱去世,另一半就无法继承遗产。

吴翰林针对香港的《无遗嘱者遗产条例》提出诉讼。根据前面的条例,无遗嘱者遗产会先分配给死者配偶、子女、父母、其他亲戚及政府。吴翰林主张,有关政策违反了《基本法》保障人人平等的原则,条例的内容歧视不同性倾向的人。而被告一方认为,只要申请人预立遗嘱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并指香港法例上“配偶”的定义具连贯性,被理解成一男一女缔结的婚姻,认为维持此定义合理。香港高等法院于2020年一审裁定,同性配偶在申请公共房屋时享有与异性恋夫妇同等的权利,之后诉讼进入复审。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等来最后的结果,吴翰林因为抑郁症于2021年去世,李亦豪接棒诉讼,变成了为自己已故丈夫安排葬礼的权利,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涉及到身后事必须交由家属办理,而李被排除在家属之外,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得到“承认”。

这就是香港同志群体面临的“生不能同住,死不能合葬”,在香港,同志伴侣的一方可以为另一方申请居留签证,可以享受与异性伴侣一样的福利,可是不能共同持有财产,更无法以家属的身份处理涉及民事法律的事项。

“只要政府承认同性婚姻,我不介意产生误解,”李亦豪说。“当局为何回避这个问题?我不明白。”已故丈夫的骨灰目前仍存放在家里,李亦豪正在等待法院澄清相关法规和政策,以便他可以按照丈夫生前提出的要求,将骨灰撒入大海。

每一起诉讼,都是在推动法治社会的进步。2017的时候,香港大学对“是否应当允许同性伴侣登记结婚”议题进行研究,有34%的受访者“强烈同意”,而三年前给出相同选项的受访者只有27%。香港社会对于同志群体的认识和接纳正在缓慢提高,诉讼把同志群体的要求与困境摆到台前,也把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摆到台前。

2023年10月17日,香港同性伴侣住房权利的诉讼迎来了最终判决。三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起草了这份长达 102 页的裁决,法官欧庆祥表示,有关公屋申请的差别待遇实际上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直接歧视”, 因为根据现行规定,同性伴侣只能以单独的个人身份申请公租房,因此等待时间较长。“目前案件中的差别待遇是一种比大多数案件更严重的间接歧视形式,因为同性伴侣永远无法满足这个标准,”欧庆祥说。

判决宣布,同性恋者和非婚姻伴侣有权共同申请公屋,与异性恋夫妇享有同等权利。这一判决是香港法治历史上的一项重大胜利,也是争取同志权益的一次重要里程碑。首先,它为香港的同志群体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典范,鼓励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这一判决不仅改变了住房政策,还改变了人们对少数群体的看法,促使更多的人站出来支持平等。

此外,这一判决还引发了对性别平等和性取向多元化的更广泛讨论。它推动了香港社会对待同性恋和非婚姻伴侣的态度的演变,鼓励了更多的对话和理解。

Nick Infinger和他的伴侣以及香港的同性恋群体庆祝这一胜利,同时也希望它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发对性取向平等的关注和思考。“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Nick说,“我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想成为英雄,而是因为我想和我爱的人一起生活。如果大家仍有希望,我便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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